千百年風雨，一些人已化為塵煙，一些人卻傳唱不衰。在皖東小城天長的鬧中取靜之處，有一護國寺，院中有一座二賢堂，供奉著兩位與天長有關(guān)的賢士，一位是二十四孝之一棄官尋母的朱壽昌，另一位便是老百姓家喻戶曉的一代清官包拯。

孝肅為包拯逝后朝廷給予的謚號，是對其一生孝廉剛毅作風的蓋棺定論。之后的漫漫歲月中，他的事跡被不斷弘揚、傳頌甚至演繹，被官方推崇為清官典范，在民間更是成了鼎鼎大名的“包青天”。穿過歷史細細究來，皆因在他身上閃耀著“孝廉智公”的中華傳統(tǒng)精神風范。

在中國古代社會規(guī)范中，“孝”本是為官的前提，包拯就是一個至孝之人。宋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中進士后，因父母年邁，包拯曾兩度辭官，在家奉養(yǎng)雙親；父母老去之后，包拯又在雙親墓旁結(jié)廬守孝，守喪期滿猶自徘徊猶豫、不忍離去。這與一些蠅營狗茍、不顧一切往上爬的貪官污吏形成鮮明對比。

景佑四年(1037年)，在父老鄉(xiāng)親的勸慰之下，在朝廷的輪番征召之后，39歲的包拯始知天長縣（今屬安徽）。上任之時，他曾賦詩明志，詩中“清心為治本，直道是身謀”兩句道盡其做人為官之根本，清廉守正，剛直不阿。

在天長任上，他審理了著名的“割牛舌案”，為《宋史?包拯傳》所記載，展現(xiàn)了“智”的一面。故事梗概是：一位農(nóng)人的耕牛舌頭被盜割，到縣衙告狀。包拯預料為農(nóng)人仇家報復所為，令其回家殺而鬻之，因宋代律法私自屠宰耕牛犯法，結(jié)果引來嫌疑人誣告，從而破獲案件。這樣一件有原告而無被告的“無頭案”，包拯能夠根據(jù)實際情況科學分析研判，又能夠靈活利用“私宰耕牛違反律法”引蛇出洞，終于將違法者繩之以法，可見其遇事有辦法、做事講謀略，彰顯能員干吏本色，足以為后世所借鑒。

“廉”是包拯身上又一重要標簽和光環(huán)。民間廣為流傳的《包公擲硯》故事就講述了包拯愛民如子、體恤民情，不受端州硯工因表達敬仰而贈送的端硯，將所贈之硯拋入江中，擲硯處后來成為一片陸州的傳說。這則故事是以史料為藍本創(chuàng)作而成的，據(jù)歷史記載，慶歷元年(1041年)，包拯調(diào)任端州(今廣東肇慶)知府。因端州出產(chǎn)硯臺，而當時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的時髦雅器，此前的知府以進貢為名多方聚斂用來賄賂巴結(jié)當朝權(quán)貴，包拯則從關(guān)心民間疾苦、減輕人民負擔的角度出發(fā)，命令制造的硯臺滿足貢數(shù)即可。他不僅不利用端硯投其所好作為進身之階，反而嚴以修身、嚴以律己，恪守了“歲滿不持一硯歸”的承諾。

清廉是包拯一生的寫照，他曾有句名言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貪者，民之賊也”。他還把這種清廉理念植入家訓、傳之后世。《包拯家訓》中言及：“后世子孫仕宦，有犯贓濫者，不得放歸本家;亡歿之后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。不從吾志，非吾子孫。” 清廉自守成為了包氏一門代代傳承的家風，包拯次子包綬、孫包永年均恪守家規(guī)、頗有政聲，以廉、孝著稱，其孫永年被時人評價為“蒞官臨事，廉清不擾，而孝肅公之遺風余烈在也” 。

筆者看來，包拯的光輝形象之所以閃耀亙久，更體現(xiàn)在一個“公”字上。他“不畏強權(quán)、一心為公”的錚錚鐵骨，“心底無私、公忠體國”的大局意識，讓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擊節(jié)贊嘆、為之傾倒。包拯改革訴訟制度，敢于替百姓申不平，改變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的弊政，讓老百姓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、自陳冤屈，整頓了吏風。知諫院時，包拯凡以私人關(guān)系請托者，一概拒絕。他執(zhí)法嚴峻，對親舊不徇私情，“貴戚宦官為之斂手，聞者皆憚之”，把當時北宋的都城東京治理得“令行禁止、井然有序”。

嘉佑七年，一代名臣隕落，而后世的紀念綿延不絕。小說《三俠五義》、戲曲《鍘美案》《貍貓換太子》等等，在小城天長，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文學藝術(shù)形式演繹著“包青天”的剛正形象，既是對包公的歌頌褒獎，也是對中華文明精華的傳承弘揚。包孝肅公“孝廉智公”的品質(zhì)精神在今天仍不過時，值得人們學習借鑒和傳承。

在如今的天長老城區(qū)西北一隅，建有一座胭脂山公園，其中的高阜名為胭脂山。包拯知天長時，見高阜因陽光照射、山色殷然，曾將其命名為“紅山”。斯人已逝，“紅山”依舊，精神永存，正是“一片忠心昭日月,千秋名士壯乾坤”。（天長市紀委監(jiān)委 張澤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