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爾俸爾祿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。”這十六字被稱為“戒石銘”，為宋太宗趙光義所首倡，立于州縣官衙的大堂上，稱為“御制戒石銘”。到了元代，更有廉吏將“戒石銘”改為“天有昭鑒，國有明法，爾畏爾謹，以中刑罰”，以突出國法的威嚴。明代朱元璋也明令各州縣，俱立“戒石銘”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護，稱“戒石亭”。清代則將“戒石亭”改為牌坊，故又稱為“戒石坊”。總之，這十六字“戒石銘”，堪稱官箴中的極品。

其實，歷代“戒石銘”源于五代十國時期蜀主孟昶的《頒令箴》。南宋洪邁《容齋續(xù)筆》中的短文《戒石銘》，說清了這一點。文章援引史料，記載孟昶頒文告諭蜀地：“朕念赤子，旰食宵衣。言之令長，撫養(yǎng)惠綏。政存三異，道在七系。驅(qū)雞為理，留犢為規(guī)。寬猛得所，風俗所移。無令侵削，無使瘡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。賦輿是切，軍國是資。朕之賞罰，固不逾時。爾俸爾祿，民膏民脂。為民父母，莫不仁慈。勉為爾戒，體朕深思?！?/p>

孟昶作為后蜀皇帝，鑒于前朝國君因吏治腐敗而亡國的教訓，于后蜀廣政四年（941年）親自撰寫了24句96字的《頒令箴》，使官員們能“歷歷在目”，時時警惕提醒自己。盡管后世學者認為《頒令箴》“語言皆不工”，但在用典上還是很有講究的，如“政存三異”“留犢為規(guī)”等，足見其良苦用心。

“政存三異”說的是，東漢和帝時，魯恭任中牟令，勤于政事，專以德化進行教育，官吏與百姓都非常敬仰他，甚至有傳言連蝗蟲都不入縣境。河南尹袁安懷疑所聞不實，派屬下肥親去察訪。魯恭與肥親兩人走過田間小路，坐在一棵桑樹下，巧遇一個小孩。這時有一只野雞落在樹旁，肥親便問小孩：你為什么不去捉這只野雞呢？小孩說：它將要生養(yǎng)小雞呢！肥親站起來說：蝗蟲不入縣境，是一異；教化及到鳥獸，是二異；兒童懷有仁心，是三異。肥親將情況報告給袁安。袁安贊賞魯恭的政績，上奏朝廷對魯恭加以重用。

“留犢為規(guī)”則說的是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（213年），壽春縣令時苗赴任時不騎馬不坐轎，乘坐一輛母牛車前往，當?shù)匕傩辗Q他為“黃牛令”。他在任一年多，為百姓辦了很多好事，受到民眾的贊揚。在任期間，母牛生下一牛犢。他離任時，對眾人說：“這頭小牛是在壽春土地上生的，非我所有，我不能帶它回家。”于是，他將小牛留下，仍乘坐來時的牛車而歸。

孟昶如此引經(jīng)據(jù)典，就是希望屬下官吏能如魯恭、時苗那樣，清廉為政，善待百姓，確保國泰民安。其實，孟昶還是個地道的文人，對儒學經(jīng)典也有特殊貢獻，他主持刊刻“十一經(jīng)”，即在唐朝“九經(jīng)”基礎上，收入《孟子》等經(jīng)典，使《孟子》首次跨入諸經(jīng)之列。

孟昶執(zhí)政初期，著力整頓吏治，對下屬諄諄告誡，確實為國為民辦了些實事。但好景不長，他便驕奢淫逸起來，整日跑馬打球，迷戀于女色，不理政務，導致國力急劇下降。965年，宋太祖派兵僅用兩個月就攻下成都，孟昶出降。至此，傳位兩代、偏安一隅的后蜀就此亡國。

“戒石銘”里的文字以及孟昶的人生際遇，帶給后世無盡的警示與深思。（左連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