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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四月,西川的《唐詩的讀法》一書在北京出版社出版,然而書中的主要內(nèi)容則早已刊載在《十月》2016年第6期上,當時甫一刊出,就引起廣泛關注。在《十月》刊出這篇長文后,曾有不少人認為西川提出了“唐詩的另一種讀法”,但實際上,西川的讀法,恰恰是古人最熟悉最常用的一種讀法,正如這本書小引結(jié)尾所言:“《孟子·萬章下》曰:‘頌其詩,讀其書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論其世也,是尚友也?!庇腥さ氖?,《十月》的原文并沒有這句話,西川之所以在書里補上這句,對此三致其意,興許就是要提醒讀者“知人論世”的重要性。而“唐詩的讀法”這五個字也足以說明:為什么偏偏是唐詩?為什么不是宋詩或元明清詩?西川正是想帶著讀者回到唐朝讀唐詩,回到唐朝的“當代性”。這個“當代性”既是唐人的當代性,也是今人的當代性,西川不僅要“進入前人的生死場”“努力把自己當作古人的同代人來讀”,還要“再返回當下”,面對當下的問題,而所謂“當作古人的同代人”,正是《孟子》所說的“尚友古人”。
誠然,所謂的“回到唐朝”只能是對唐朝的想象,但當西川嘗試將《全唐詩》甚至《全唐詩》以外的唐詩、類書、進士文化、安史之亂、道統(tǒng)論、牛李黨爭乃至詩人的交游逐一納入他的觀照中,將陳寅恪、傅璇琮、張國風、榮新江、李亮偉、賈丹丹等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熔于一爐,兼收并蓄,嘗試還原唐人所在的時空,這種想象不再純?nèi)皇强罩袠情w,而這關鍵就在于“知人論世”。
正如西川所言,如今的人們“已經(jīng)把唐詩封入了神龕”“供起來讀”,或為寫詩抒情,或為顯擺修養(yǎng),“通過背誦和使用古詩詞”來獲得一種“文化身份感”。聯(lián)想到當今的“國學熱”和“詩詞熱”,他這樣的批評可謂相當尖銳。西川頗有微詞地點出當代不少“詩作者和詩讀者”的通?。骸岸喑钌聘小⒊蠲伎嗄?、自視高雅、自我作踐、相信‘生活在遠方’”。他指出,現(xiàn)代人往往“大規(guī)??s小對唐人的閱讀”,把唐詩局限在一些所謂的代表作中,意境唯美、風格典雅、語詞淺顯,甚至我們一相情愿地“扎進了進士情懷”,忽視了那些落第不得志甚至不曾留名后世的民間作者,忽視了張若虛僅存的兩首詩水平之間明顯而巨大的差異,忽視了那些順口溜、打油詩性質(zhì)的俚俗詩歌。但其實,如果只拿一部等同于兒童讀物的《唐詩三百首》來讀唐詩,只讀那些“道德正確、用語平易且美好”的代表作,以“永恒的姿態(tài)”“提純”式地閱讀,無疑是以偏概全的,如入寶山而空手回。如果用西川的比方來說,“若以為熟讀唐詩三百首就向唐朝看齊了,就相當于我們?nèi)デ仿糜瘟艘蝗Γㄟ€參加了當?shù)氐募揽状蟮洌?,就覺得自己接續(xù)上了儒家道統(tǒng)”。
這種以偏概全的提純閱讀當然并不只是今人所有的,陶淵明詩的藝術價值尚待宋代的詩人們讀到《文選》之外的陶詩才能得到正確的評估,明清的各派更是為了唐音宋調(diào)、宗唐宗宋的問題打了很久的口水仗,就連西川提到的李漁給出的女子學詩從晚唐開始的門徑,多少也無視了杜牧作為軍事家的一面,也未必會照顧到李商隱“韓愈體”的《韓碑》、學習杜甫的五言排律和高度復雜的其他詩作。我們固然可以說這個詩人、地域或時代的代表作如何如何,但往往這些“代表作”并不足以覆蓋詩人、地域或時代的全部側(cè)面。從這一點上來看,寒山、王梵志的存在,或許正是給淺閱讀的讀者的“一服清醒劑”。
只有當我們告別了淺閱讀,視野從《唐詩三百首》擴大到《全唐詩》,甚至長沙銅官窯出土的瓷器上那些失題佚名的唐詩,當我們注意到《文鏡秘府論》里“隨身卷子”之類的“技術性秘密”,當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以詩賦謁公卿的重要性時,我們才會意識到,“寫詩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”“是充足才情的表達,是發(fā)現(xiàn)、塑造甚至發(fā)明這個世界”,甚至這種生活方式滲透到民間,滲透到那些不見于《全唐詩》的唐詩的作者們——工匠或底層文人——那里,并且由科舉考試和行卷制度得以推崇和普及,再加上帝王的表率作用、音樂與格律的發(fā)展、前代作品的影響,才塑造出這樣一個詩歌的巔峰時代。詩對于古人,是他們生活的各個側(cè)面的真實反映,既有隱逸的情調(diào)與豪邁的氣概,也有文以載道的抱負與憂國憂民的情懷,絕不僅是單純的附庸風雅,也不是淺嘗輒止的文化味精。
在一個碎片化閱讀的時代,這樣的觀點勢必會招來反對的聲音。在一次采訪中,有記者問及淺閱讀只能讓人理解唐詩“沒有陰影的偉大”的問題,西川就解釋稱“陰影確定事物的真實”,并舉出了馬德里的索菲亞王妃美術館同時展出畢加索的《格爾尼卡》和他為此做的大量草稿的例子,“只有知道古人寫得不好的,才知道什么是好”。
不過,閱讀量的由少到多,并不能立竿見影地解決淺閱讀的問題。在這樣的當代語境下,非主流的唐詩和對典雅之作背后的創(chuàng)作秘密的揭示,自然最易受人關注,除書中所引的俚俗詩歌外,吐魯番阿斯塔納墓出土的卜天壽的一首詩同樣正中當代讀者下懷:
“寫書今日了,先生莫咸(嫌)池(遲)。明朝是賈(假)日,早放學生歸。”
這種淺白直露地抒發(fā)渴望放學、歸心似箭的心情的打油詩,固然呈現(xiàn)出唐詩別樣的風貌,但如果將這種閱讀偏好推廣到所有的唐詩,娛樂化、世俗化、淺顯化,甚至抹殺了詩在古人觀念中應有的嚴肅的那一面,那未免又入了另一種迷障。前些年中學語文課本上蔣兆和的杜甫像在網(wǎng)上一時大為流行,各種惡搞涂鴉傳遍網(wǎng)絡,時人戲稱“杜甫很忙”,創(chuàng)作者對杜甫形象的改造與調(diào)笑,也反映出當代人已經(jīng)不再能理解杜甫的詩風與儒家情懷了。就像西川所批評的:
“到了今天,人們在談論杜甫這樣的儒家詩人的時候開始強調(diào)其次要的一面,例如其率意、意趣,甚至頑皮,例如‘兩個黃鸝鳴翠柳’‘黃四娘家花滿蹊’‘桃花一簇開無主’等等。這樣的詩句被娛樂化、生活化、去深度化的今人認為更能體現(xiàn)杜甫的本性,是杜甫更真實的一面——仿佛那個死里逃生又顛沛至死的杜甫反倒是刻意做出來的似的……”
如果說杜甫的創(chuàng)作在于安史之亂后主動拋棄了舊時代的審美趣味,破除原有的語言潔癖,不再僅僅流連于王維式的優(yōu)美而絕對永恒的時空中,而是用詩歌直面生活,甚至介入生活,那么韓愈則在這場變亂的余緒中更篤于繼承儒家的道統(tǒng),攘斥佛老,尊崇師教,這種致力于處理當下問題的態(tài)度,可能也是他的詩奇崛拗硬、以文為詩、多用敘事的原因之一。西川就認為,韓愈對今人的特殊意義正是他獨特的美學趣味。
這樣的淺閱讀,看似閱讀視野拓寬了,觀照到了杜甫、韓愈被選本遮蔽了的、鮮為人知的一面,但卻“淺”在了理解深度上,其實是低估和矮化了這些大作家們原有的價值。這種讀法當然淵源有自,明清人標舉的“性靈”“神韻”,固然有補偏救弊之功,但當時之所以提出,是為了與傳統(tǒng)的文以載道觀念相抗衡,是對《尚書》“詩言志”、《文賦》“詩緣情”與韓愈“文以明道”、周敦頤“文以載道”的文學觀演變與對立的復現(xiàn)。
只是要我們在閱讀唐詩乃至一切其他時空所孕育的文本時,都要去“知其人”“論其世”,要綜合考量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等諸多方面。盡管過去近一個世紀中,新批評與結(jié)構(gòu)主義在文學研究中大行其道,但回歸文本并不意味著完全割棄作者與時代語境,尤其是產(chǎn)生于“知人論世”傳統(tǒng)中的中國古代文學。如果拋棄歷史學、社會學和思想史的視角去看待它,把文學當成一種死的、與時代隔絕的永恒存在,那無疑是偏頗的。如果用西川在一次采訪中的回答來說,那就是:
我不愿意讓古典的東西蒙上塵土,就像我們現(xiàn)在看到的青銅器,都是綠色,那是銅銹,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,青銅器在先秦、秦漢作為生活用具,一定是金燦燦的,我就在國外博物館見過。
西川要做的,就是為唐詩“刮垢磨光”,驅(qū)散今人眼中蒙住唐詩的塵與霧,破除淺閱讀帶來的片面認識,讓唐詩回到它的歷史現(xiàn)場中放出應有的光來。
現(xiàn)在,西川的《唐詩的讀法》這本書,恰恰就是要進一步補偏救弊,要恢復在現(xiàn)代主義和新批評到來前的中國古典詩歌的解釋學,思接千載,尚友古人,引領我們回到唐詩創(chuàng)作的現(xiàn)場,看他們的“當代生活、歷史事件、時代風尚”,甚至看他們的“制度、古代思想、儒家道統(tǒng)”,不僅要“為唐詩祛魅”,更要充分地認識唐詩的偉大與厚重。只有告別了淺閱讀,讓詩歌介入此在的生活,文學與古人才不再只是“遺產(chǎn)”,不再只是“把玩一角風景、個人的小情小調(diào)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,盡管西川這本書吸收了不少學人的研究成果,將很多“遠距離”的材料拉在一起思考,但我們也要意識到,這本書并不是唐詩研究的專論,甚至那些被媒體稱為“新發(fā)現(xiàn)”的內(nèi)容在學界眼里往往不過是常識,白居易的詩學觀念到底是偏向閑適詩還是諷喻詩也有爭議,背后的唐宋變革論、抒情傳統(tǒng)等問題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,而這本書本來也不是要單純探討唐詩的讀法問題的。正像西川在書的開頭所說的,“針對當代唐詩閱讀中存在的種種問題,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給出看法,同時希望為新詩寫作和閱讀提供參考”,他永遠是站在寫作者的立場上思索唐詩的生成,這也是他與《六神磊磊讀唐詩》等很重要的一點不同。
西川不想拋開歷史語境去回應當代人對新詩的質(zhì)疑,也無意回答唐詩成為巔峰的原因,而是去反思唐人在他們的“當代”中如何寫作,從而讓唐詩放射出它作為那個時代的產(chǎn)物原有的光輝,再照進我們當下的寫作。西川強調(diào)的“在場感”,強調(diào)的杜甫、韓愈、李商隱針對“當下”的戰(zhàn)亂、紛繁的思潮乃至個人的仕途處境所采取的直面態(tài)度和處理手段,從唐人的寫作現(xiàn)場回望我們自己的寫作現(xiàn)場,目的仍是指導當下的詩歌寫作,而這或許就是《唐詩的寫法》最大的意義。(繁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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