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式主義危害甚大，世人共厭，其最大特點是脫離現(xiàn)實，以形式?jīng)Q定內(nèi)容，而非內(nèi)容決定形式，并易與官僚主義共同生長，互為支撐，最終誤國誤民。近來讀史，見古人對“形式主義”或予以嘲諷，或予以警惕，或予以斥之，頗有深意，與大家共饗。

唐朝末年，大將李嗣源為人質(zhì)厚寡言，崇尚務實，在戰(zhàn)場上總是親自沖鋒陷陣，身中四矢，獲得“李橫沖”的美譽，他卻從不自詡，更不居功，而將賞賜分與部下。有一次，與多名將領相聚，他們飛揚跋扈、夸夸其談，這人道，我勇猛無敵，那個說，我謀略超群，把戰(zhàn)績紛紛攬在自己身上，獨有李嗣源默不作聲，別人問他何故，他慢慢說：“諸君最喜歡憑著嘴皮子去攻打賊寇，我李嗣源只是用這雙手去攻打賊寇罷了?！北娙寺犃?，不禁羞愧地垂下了頭。

后周郭威提倡節(jié)儉，不喜浮華，在立國后，他對大臣說：“我本窮苦人，世道動亂，得幸為帝，豈敢優(yōu)厚自己而苛刻百姓呢？”又說：“貢品貯于官府，大多會成為無用之物?！庇谑窍略t禁止各地進獻美食珍寶。為了祛除空洞無物的文風積弊，郭威對奏章內(nèi)容作出嚴格要求：“文武官員各擅益國利民之術，照實報來即可，直陳其事最佳，不要講究辭藻?！痹谒闹卫硐?，社會民生得到了修復與發(fā)展。

對于不切實際、有傷民利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，人們都憎恨至極，在南宋末年有一雅號“醴陵士人”的讀書人，用一首詞對此進行了生動刻畫。詞牌《一剪梅》的特點是重疊錯綜，在對比遞進中深化其意，“醴陵士人”的下面這首詞甚得精髓。詞云：“宰相巍巍坐廟堂，說著經(jīng)量，便要經(jīng)量。那個臣僚上一章，頭說經(jīng)量，尾說經(jīng)量。輕狂太守在吾邦，聞說經(jīng)量，星夜經(jīng)量。山東河北久拋荒，好去經(jīng)量，胡不經(jīng)量？”

這里需作一些背景交代，奸相賈似道為了斂財，以經(jīng)界推排法之名，加重稅賦剝削，實則為豪紳奸吏徇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，使農(nóng)民苦不堪言。此詞以“經(jīng)量”兩字作為主線，分別勾勒了“宰相”“臣僚”“太守”三人的形象。先說宰相高高在上、不恤民情，“說著”“便要”可見其拍腦袋決策的作風。再說下屬，“頭說”“尾說”一副阿諛諂媚、趨炎附勢的嘴臉。最后醴陵太守是怎樣響應的呢？只顧頭上烏紗帽，不管民間哭泣聲，“聞說”“星夜”可見其草率。寫到此處，詞人慷慨詰問：“你們這般搜刮，為何不去經(jīng)量被金人占領的山東河北呢？”就像一把鋒利的匕首，直接刺破了其附和逢迎一團黑的本質(zhì)。

在同一時期，還有一名正直官員，亦用詞牌《一剪梅》痛斥了奸臣欺上瞞下的無恥行徑?！跋宸妮d弄干戈，不見漁歌，不見樵歌。試問如今事若何？金也消磨，谷也消磨。柘枝不用舞婆娑，丑也能多，惡也能多！朱門日日買朱娥。軍事如何，民事如何？”當時襄樊已遭元軍圍城四年有余，而賈似道仍在臨安城里過著紙醉金迷、歌舞升平的生活。詞人用漁樵之歌的美好與金谷盡磨的殘酷構成反差，又以柘枝舞婆娑與朱門賈朱娥，來襯映國之危殆、民不聊生，憑事實說話，直接給予賈似道之流“丑惡”兩字的定語，抨擊其為了一己之私利而隱瞞軍情民情，其悲憤之意，溢于言表。一首詞雖然不長，但其力量不可小覷。

“善除害者察其本，善理疾者絕其源”，不良風氣是滋生腐敗的土壤，必須時刻自省慎微，激濁揚清，正本清源，才能讓正氣充盈在天地間。（蔡相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