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漱溟（1893—1988年），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，當代文化名人，在國內外享有盛譽，與熊十力、馬一浮合稱為“現(xiàn)代三圣”。梁漱溟畢生治學，博通古今，學貫中西，著述甚多，成就卓著。他的治學以“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”為目標，不單是求知識，“求知識蓋所以浚發(fā)我們的智慧識見”，“有智慧識見發(fā)出來，就是生命向上自強之效驗，就是善學”。梁漱溟所謂的“學”，是人生實踐之學，指一切做人做事，而不止于學知識。通過研讀《梁漱溟全集》，可以真切體會到，梁漱溟的治學與其生命、生活是一個有機整體。梁漱溟為實現(xiàn)“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”，形成了一系列的治學之道。梳理其獨特的治學之道，對我們今天的讀書治學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
“學問必經自己求得來者，方才切實有受用”

梁漱溟認為治學必須用心自學，通過切身自學求得來的學問，才能被消化吸收，融會內化為自家心得，才是真學問。

他在《我的自學小史》的序言中說：“學問必經自己求得來者，方才切實有受用。反之，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實，就不會受用。”俗話說“學來的曲兒唱不得”，便是此道理，模仿著唱，不好聽，“必須將所唱曲調吸收融會在自家生命中，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來，才中聽”?！皩W問和藝術是一理，知識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，知非真知，能非真能”。自學對每個人來說，都至關重要，“學校教育不過給學生開一個端，使他更容易自學而已”。任何一個人的學問成就，最終都是出于用心自學得來的。因此說，“一分自求，一分真得；十分自求，十分真得。”

他在《朝話》中指出：“學問就是能將眼前的道理、材料，系統(tǒng)化、深刻化。更扼要地說，就是‘學問貴能得要’，能‘得要’才算學問?！逼渲械靡褪切牡?、自得。并進一步說：“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，消化。吸收不多是不行，消化不了更不行?！薄霸趯W問里面你要自己進得去而又出得來，這就是有活的生命，而不被書本知識所壓倒?！弊x書治學要注重消化吸收，融會貫通，才能成為自家心得。如果只是讀死書，或者死讀書，即使把很多東西都記下來，只會覺得負擔很重，沒有內化為自己的東西，無法運用自如。

“活到老，學到老”，更要“思考到老”

梁漱溟畢生堅持獨立思考，他曾說自己是“問題中人”，一直致力思考和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。

梁漱溟曾在1987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：“對于我這樣的九五老人，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數(shù)了。但我絲毫沒有頹唐、悲涼的黃昏之感。語云：‘活到老，學到老’，我加一個‘思考到老’。只要我的腦子還能用，我將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繼續(xù)走下去。愉快而充實地送走這最后一段歲月?！绷菏榈囊簧_實是這樣做的，年過九旬，還撰寫出版了《人心與人生》等著作。張岱年曾評價說：“梁漱溟更是一個特立獨行，堅持獨立思考的嚴肅思想家。梁漱溟考慮問題非常認真?！辟M孝通亦對梁漱溟的獨立思考，對他的治學、為人，“一直抱著愛慕心情的”。

梁漱溟在《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演》中說：“我不知為何特別好用心思，我不知為什么便愛留心問題，——問題不知如何走上我心來，請它出去，它亦不出去?！彼跒榧o念北京大學90周年而寫的《值得感念的歲月》中說：“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，就愛尋個準道理，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。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，便不肯忽略過去?！绷菏橄矚g用深思，樂于追究問題，經常沉溺在思想中，亦時時記錄其思想所得。他曾將對人生苦樂等問題的思索寫成長文《究元決疑論》，刊發(fā)在1916年的《東方雜志》，獲蔡元培賞識，被特邀到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。梁漱溟的一生都在思考，敢于尋根問底，敞開思想，并且他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整個的，思想見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

學會自覺自省，“一個人最怕無自知之明”

梁漱溟主張無論治學還是做人都要自覺、自知、自省，都應堅持時刻反躬自省，常思己過，方能不斷向上自強。

梁漱溟自認為是個很笨很呆的人，資質平常，沒有過人之才，但他有一片向上心，自知好學，從不偷懶，平素總對自己有一種要求，不肯讓一天光陰隨便馬虎過去。特別是從十三四歲開始，“常有自課于自己的責任，不論何事，很少需要人督迫”。他認為，“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，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”。梁漱溟還說：“一個人缺乏了‘自覺’的時候，便只像一件東西而不像人，或說只像一個動物而不像人?！杂X’真真是人類最可寶貴的東西！”

梁漱溟在寫的《寄寬恕兩兒》信中告誡說：“一個人最怕無自知之明，既能自知所短，則其短處之遺害已去一半矣。因隨時自覺，此自覺心即此短處之反面也，雖不能就反過來，亦不致順著短處下去了?！彼凇段业呐εc反省》中指出，“許多青年最大短處便是心思不向內轉，縱有才氣，甚至才氣縱橫，亦白費，有什么毛病無法救，其前途亦難有成就。反之，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會，時時回頭照顧，即有毛病，易得糾正，最能自己尋路走，不必替他擔憂了，而由其腳步穩(wěn)妥，大小必有成就，可斷言也”。人貴有自知之明，認清自己的不足，才能不斷完善自己，有所成就。

親師取友，“以融化感應自己的缺短而得其養(yǎng)”

梁漱溟認為親師取友是最好的調理自己的方法。他從中學開始就結交了一些亦師亦友的朋友，通過與他們在人生觀、價值觀與學術觀上共同探討、彼此質疑、互相問難，受益良多。

古人云：“智者不能自見其面，勇者不能自舉其身。”每個人都難免會看不到自己的短處和偏狹，即使看清楚了又不易隨時自主地調理自己。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梁漱溟提出“親師取友”的辦法。“靠朋友之提醒以免于忽忘，這是一層；更進一層，就是靠朋友的好處，以融化感應自己的缺短而得其養(yǎng)?！?/p>

梁漱溟1917年受到蔡元培的邀請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六七年間，結識了梁啟超、林宰平、伍觀淇、熊十力、李濟深、陳銘樞、李大釗等，他們大部分比梁漱溟大10歲或20歲，他們之間的關系多在師友之間。還有許多與梁漱溟年齡相仿的朋友，多是北大的學生，如馮友蘭、朱謙之、陳政、羅常培、馮庸等，其中與陳亞三、黃艮庸、王平叔、張俶知等，“關系甚深，蹤跡至密，幾于畢生相依者”。據(jù)梁培寬撰的《先父梁漱溟與北京大學》記載：梁漱溟與葉麟、朱謙之、黃艮庸他們，雖為師生關系，但并無所謂先生和學生，只是朋友，“四人性格見解并不相同，議論每多不合，但總覺得彼此相對是第一樂事”。梁漱溟認為他在北大期間，從蔡元培和諸同事、同學所獲益處，直接間接，有形無形，說之不盡，于是得以經過自學鉆研，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，并走向成熟。

“我的生命就在于責任一念”，為解決中國問題而躬行實踐

梁漱溟做學問不是為學問而學問，實由自己的生活或生命遇到的問題，完全沒有把學問當做一個客觀的外在的對象來治力和追求，學問是解決人生困惑的副產品，是為解決畢生思考的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服務的。他始終躬行實踐。

梁漱溟在1951年寫給其外甥鄒曉青的信《寄曉青甥》中說：“我的生命就在于責任一念。處處皆有責任，而我總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。所謂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問題。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中國的問題看。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來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，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。在最大的問題中，我又選擇其最要緊的事來做?！?/p>

梁漱溟一生都在為實現(xiàn)他的理想而奮斗。如他始終關心農村，關心中國，他主張從建設鄉(xiāng)村入手，尋求一套建國之路。他的《鄉(xiāng)村建設理論》就是要為中國社會尋找一條出路而寫的理論著作。梁漱溟還是一位身體力行的人，為實踐自己對教育工作的認識，為探索中國自救之路，1924年辭職離開北大，在廣東籌辦“鄉(xiāng)治講習所”，在河南促進村治，在山東從事鄉(xiāng)村建設運動，這些都代表著梁漱溟一種實踐精神的努力成果。（王曉兵）